王 琦
发布日期:2019-12-20 18:40:10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



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医大师王琦作主旨演讲
        中医的“一带一路”如何走?我们已经走了六年的“一带一路”,在走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?需要怎么样思考?怎么样解决?我们可以从整个“一带一路”的路线,从整个大的格局来看。
        我对“一带一路”中医中药方面有两个思考,就是意义和价值。价值就是中医药的核心价值,对沿线国家民众的服务能力、新的经济增长点、中医药的自身提升等等。因为要“一带一路”,必须要有一个自身的提升。但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存在,就是安全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以及周边的环境的一些情况。
        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,一定要把风险和困难都注意到。外部的问题比较多,比如中西方医学的理论、差异、各个区域不平衡以及职责产权的问题,中医药人才培训的不完善、法律法规的门槛、技术的标准的门槛、中医药多项标准的统一问题等,这些都是我们“一带一路”上面临的问题。不要认为“一带一路”中医中药的发展是大踏步的前进,它的外部问题就有很多。
        内部的问题是缺乏成熟的学理支撑。我们不要把政策理解为学理,学理是一个学科理论的支撑,有许多的理论问题。缺乏完整的语义体系,没有完整语义体系的话,我们走出来是很艰难的。缺乏完整的学科建设,“一带一路”是一个长期的发展,一定是中医药走向未来的学科问题。缺乏完整的实证研究,任何的理论都必须要有实证,否则就是假说。
        中医中药怎么样?政府说起,政府是引领支持以及协调方,总得来说要有规划,要有整体的部署,还要解决贸易壁垒、法律障碍等等,这都是我们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,不是中医中药产业本身要解决的问题。要有合作机制和政策制定。
        还要有基金的支持,有一个重大基金的支撑才能够使这个问题逐一落地。
        中国政府还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,还需要一个国际组织。国际组织的问题就需要一个合作平台多机制,比如说标准化的问题,中国要有一个标准化,参与标准化,但是必须要以国际组织进行标准化。像我们现在到了十几个疾病分类医学,这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重大项目,但是我们自己做成什么样子,国际需要我们做成什么样,每一个“一带一路”的问题都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问题,这些标准化的注册问题,哪些东西已经标准化注册了,平台的常态效应是什么?
        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国际评价,既不是中国人评价,也不是某一个点的评价,而是一个国际的评价,对整个服务的结果和疗效的评价。因此,形成了多边的合作机制,需要我们来形成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任务。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 这里面有一个贸易的问题,要形成这样一个大格局。要注意两个问题:一个是谋需跟求的问题,他需要什么你供给什么。“一带一路”这样下去走,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差异,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都有它的需求,我们都需要双轨衔接。这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问题,不同地区的传统医学的特定问题,人文社会经济的环境问题,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列了第一个问题,就是它的理论的支点是什么,这些理论支点都搞不清楚,我们是没有办法往下走的。比如说,现在美国中医药中心是肿瘤,中国是青蒿素,东欧的问题是医疗培训的问题,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求,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对接方法。
        新加坡大使说他的GDP只有5%,全世界的GDP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,美国有十几,中国人只有7.5%,我们这样一个14亿大国,GDP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,也就是说,“一带一路”给人家解决了什么样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。关于云南白药的问题,我们也提出双轨衔接,一定不是中国的轨往外接,一定是另外一个轨向中国接,这样的话这两个轨接出来的时候,才能优势互补,才能做到够通畅无阻。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 多维度、多层次的合作不是一个政府的问题,是有企业,有民间,有多个层次。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也有经济、文化、民俗等服务的若干个点,在这些问题上是以需求为导向的一种合作。
        中医药“一带一路”有几个层面?一个是医疗的层面,一个是科研的层面,一个是文化的层面。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走?首先是要提供一个整体的中国中医方案,现在还没有。一定是要描绘出来一个中国的中医方案整体布局,在这个方案的统一下,我们来考虑自身的问题。目前缺乏学理的体系,包容人文观,互惠的互补观,合作的发展观。“一带一路”区域文化种族、国别、民族都不一样,必须要有理论的解决。而这些服务模式的研究以及产学研的一体化研究,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的研究,学理的问题。
        我们要构建这个学理。我们有这个学科吗?“一带一路”还要进学科吗?“一带一路”如果没有学科支撑一定走不远。人大有丝绸学院,就是一个丝路的学院,如果没有学科支撑,就不可能把它变为一个制高点,也不可能形成人才的聚集,也不可能解决理论的问题,“一带一路”一定要有理论问题,一定也有学科的问题。
        需要语言体系。中国的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纲目》走向什么国家,就需要语言的问题。刚才讲到了几个技术的问题,一个是学理建设、一个语音的建设。
        一是找准四个问题,明确五个定位。
        健康问题的个体化、经济负担以及慢性病高发、医疗覆盖不全、老龄化社会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。全世界有许多的难题,尼泊尔有尼泊尔的问题,印度有印度的问题,泰国有泰国的问题,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。湄公河畔发病的原因都不一样,俄罗斯、斯里兰卡有什么病,我们解决什么问题,疾病标准上我们需要作出我们硬件的东西,在这个问题上才能够回答,世界卫生组织就做了这样一个传统医学的规范。
        在我国的优势病种方面,昨天刚刚发布的国务院文件里提出,在三年之内用循证的方法解决50个优势病种,如果要有300、350个优势病种是虚假的,我们究竟有什么优势病种来对接世界的哪些疾病的问题。
        治未病的方法与技术的应用,肯定是在“一带一路”当中需要关注的问题。中药药材形成的民族品牌的保护,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从世界出口量我们可以看到,日本占80%,韩国占了15.2%,中国人占了3%-5%的份额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一个中药材的大国在出口的问题上,面临份额这样一个问题,部分是因为农药问题等等,我们的标准并不能达到世界的标准。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功能性的食品、保健性的食品走向了国际,但是如何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功能状态,在异国他乡可以发挥作用,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        药品招商推荐贸易、新型药物、医疗器械产品联合开发、沿线国家传统医学的挖掘利用,构建传统药物种植资源库等等,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面。
        在科研方面,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,如境内的教育,留学生的问题,学位的教育,创新性人才的问题,不同语种国家之间的语言问题,国际人才组织问题等等,这些问题我们处理不够,还没有来得及做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,我们走向“一带一路”是存在着许多困难的。
        外向型、国际型、专业人才以及多元人才,这是我们要走向国际时需要大量做的事情。在这些问题上,需要从国内的中医药国际化,华侨华裔留学生与海外中医人员这一定三方面的发挥作用。大家一定要注意,要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海外方面发挥中医的作用,他们就是排头兵。科研怎么做?没有基地怎么样搞科研?就要有一个合作体,一定要解决基地的问题,是医疗集中、科研教学于一体跨学科的中心,不可能像国内,科研、教学是分开来的,一定是是一体化的。
        在文化方面,文化展览、文化周、旅游、国际大型的文化传播,中医药以新媒体的模式,以旅游的文化来进行推广。创新文化初步定位话语体系,适应新时代,创造新机遇,与西方主流媒体合作等等,这些都是我们文化的传播。
        在这方面,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成果来推向国际。以中医体制的研究为例,中医体制要有一个适应国际研究的模式,像我们在港澳台应用了这些体制,在各个地方的地域都运用了这个方式。我们已经形成了八种语言,不是八个国家,是在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国际共享,形成多种语言合作翻译本。我们形成了多种的国际交流杂志发表论文,形成了各个国家学者的引用,到多个国家传播,有50多次在国外进行演讲,这都是学者方面的交流,这些大使回国前学习中医体系,回国后为他们的国家以及民众服务。
        推广应用的前景是文化的输出,沿线国家可以搞养生、巡展、技术的推广以及新的技术。只有把大数据以及智能化应用起来,我们才能够彰显中医药在现代的作用。在沿线国家开展多种语种量表,可以在多个国家,根据他们民族的特点,来开展我们的相关研究。在这些研究之后,推动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推广,实现中国医学的“一带一路”。
        总而言之,中医药的养生、诊疗、科研、教育、药品、流通、种植、旅游、资源等等,在这些方面对外开放合作,将会形成一个中医药大健康产业,在“一带一路”中显示它的升级,也显示它的商机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说“一带一路”,实际上中医药有深厚的基础,但是它必须走出一条现代的路。